中国劳力大逃亡
WFM盖雅工场2013年3月29日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

站在距离富士康科技集团工厂园区不远处的街角,这家工厂的工人王可(音)跟我说,要是工资翻不了倍,他就辞职。

“我的期望并不高,我知道我只是个民工。”今年22岁的王可说。他去年12月的月薪扣除住宿费之后只有1600元人民币(256美元)。“我希望每月净收入能达到3500元,那样才算合理”。

王可态度如此坚决,源于当前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过去五年里,在就业机会新增3000万的同时,中国年轻劳动力人口萎缩了将近3300万。由此产生的工资压力意味着,富士康2010年在河南郑州一片玉米和花生田里新建起的工厂中,工人的基础工资要达到和其深圳工厂工人同等的水平。

瑞穗证券亚洲驻香港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沈建光说,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消失的时间会比预期早得多。他认为这种优势在五年内就会丧失殆尽。他说,眼下内地工资增长速度要快于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考虑将工厂迁往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

工资的不断上涨和工厂的接连外迁,正在日益削弱中国已经维系了30年的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这种生产、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高度集中的模式,在使成本大大缩减的同时,也让中国成为了全球低端产品供应国。瑞银集团驻香港日本以外亚洲区经济主管陶冬说,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上升,升高的产品价格将被转嫁到世界各国消费者头上。

陶冬说,中国作为全球抑制通胀定海神针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全球需求的回升,全球性通胀到来的日子只会早不会迟。从意大利家庭主妇到美联储货币政策,所有一切都将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彭博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人口数据库汇编的数据显示,中国15-39岁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主力劳动力人口数量去年从五年前的5.57亿下降到了5.25亿。在截至去年9月的五年中,工业领域就业人口从1.17亿上升到了1.47亿。

这种劳动力紧缺状况,意味着内地工资水平很快就会赶上东南沿海地区。在距离海岸800公里的河南省腹地,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在过去五年里增长了110%,在位于长江入海口上游1600公里处的重庆,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增长了84%。在身处东、南沿海地区的上海和广东深圳,工厂工人的工资涨幅分别为78%和77%。

“中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工资差距自2006年以来已经缩小了一半以上。”彭博行业驻香港分析师Jitendra Waral说。

根据预期,到2015年,年轻劳动力人口总数料将减少2000万至5.05亿,到2020年还将进一步减少2200万。随着年轻劳动力人口的缩减,工资压力必将进一步加大。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去年4月发布的报告,在湖北省会城市武汉,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工厂的工人平均基础月薪是333美元,广州和深圳这个数字分别是352美元和317美元。

另据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顾问公司Hackett Group的数据,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在过去八年缩小了将近一半,今年还将进一步缩小至16%。Hackett称,那是一个“临界点”,将会促使一些公司将工厂迁回美国或是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辉瑞制药、微软和波音都是Hackett的客户。

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家已经开始从这一潮流中尝到了甜头。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越南的外商投资2011年相比五年前增长两倍以上,达到了74亿美元。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资也分别增长85%和43%,达到8.92亿美元和11亿美元。

总部设在香港的文胸生产商黛丽丝国际去年关闭了其设在深圳的工厂,如今正在扩大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工厂生产规模。

我们正在“缩减中国的高成本产能。”该公司主席冯炜尧在公司2012年年报中说。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广州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是352美元,相比之下,河内、金边和达卡工厂的工人平均月薪分别只有111美元、82美元和78美元。

诸如长城汽车等其他一些生产商,则选择通过投资进行生产自动化改造来削减劳动成本。

“除非中国逐步向价值链高端转移,否则未来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出现下降。”世界银行在去年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说。

富士康集团是最早在农民工聚集的内陆建厂的大型出口商之一。其在河南占地5.5平方公里的工厂园区共雇佣了25万员工,其中90%的员工来自拥有9400万人口的河南本省。

“我与之交谈的每一家公司都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劳动力紧缺状况搞得措手不及,”华盛顿公平劳工协会首席执行官Auret van Heerden说,“富士康作出了转战人口大省的选择,以为这样一个人口大省应会有较丰富的劳动力储备。但是如今他们发现,年轻一代根本不愿进工厂工作。”

今年24岁的诸葛磊磊(音)两年前签约进了富士康的郑州工厂,后被送到深圳工厂进行了四个月的培训以便回来当组长。

“压力太大了,”诸葛磊磊今年1月的时候说,“等拿到年终奖我就辞职。”

新建的工厂将许多村子里年轻人吸空殆尽。根据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社科院和斯坦福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针对2020个农村家庭的调查,在华中五省农村地区,村子里90%以上的20-40岁男性以及76%的同年龄段女性都在外乡谋生。

“年轻的流动劳动力都走了,”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负责人Scott Rozelle说,“工厂迁往内地有所助益,但助益不大。企业这么做主要出于优惠税赋和廉价土地使用权考虑,并非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便宜。”

在2008年以来的几次实地考察中,Rozelle派出大约300名学生和实习生去寻找仍留在农村种地的20-40岁年轻人,每找到一个,奖励100元。

“到现在我一分钱奖励都没给出去,”他说,“在川北、贵州还有甘肃,20-40岁的种地人一个也没有。我的学生很卖力气地找了很长时间。”

在富士康郑州工厂园区30公里外,有一个枣树林环绕的村子叫孟庄。在孟庄满是尘土的主街上有一家只有一间门脸房的小店。店主郝勇(音)正蹲在一个金属炉子边上烤火,四周放着好几箱他希望能卖给路人的大枣。

“所有的后生都走啦。”现年30岁的郝勇说,自己要不是因为身有残疾没被富士康录用,也不会在村子里呆着。

两年时间里,富士康将中国境内员工数量扩大了50%至120万人。过去三年,该公司不断受到员工自杀、骚乱、罢工等负面消息的困扰,而一天工作时间最长达到12个小时的员工们,对于经理提出的苛刻要求也是怨声载道。

根据维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报道,去年10月,富士康郑州园区有多达400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据两位知情人士称,此次纠纷源于富士康为减少装配过程中iPhone手机外壳划伤掉漆情况的发生,采用了更加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而工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培训。

“员工们的需求越来越多了,”中国劳工观察执行董事李强说,“他们想去消费,不愿意长时间加班。”

在受到来自苹果公司和媒体的压力后,富士康2010年将中国境内一些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一倍并聘请法律顾问。该公司还承诺赋予工人更多的工会代表权。其郑州园区的工人宿舍看上去就像私人住宅小区,商店、卡拉OK歌厅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富士康发言人刘琨在郑州接受采访时说,要想长时间生存,就得创造出一整套体系,不但为工人提供工作机会,还要考虑他们的生活。

工厂内迁还面临其他方面的挑战。远离分包商和零部件生产商使得供应链被拉长,往往会导致运输成本增加。

牛仔服装生产商一鼎红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康寻达说,受到优惠税率和廉价用地政策的吸引,公司2009年将工厂从广州迁到了河南滑县。但是两年后,公司又将工厂迁回了广州。

“成本太高了,”康寻达说,“用工成本实际上并没节省多少,而物流成本简直就是个噩梦。”

康寻达说,在河南很难找到像样的供应商,那里的供应商数量只及沿海地区的三十分之一。

“在广州,说三天交货就三天交货,”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可是在河南,说一周交货可能会拖到一个月。”

实际上工厂内迁不但没有缓解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局面,反倒使形势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迁往内地的工厂所雇佣的都是原先的那些民工。

今年23岁的王小红(音)是河南当地人。她原先在杭州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当工人,去年进了富士康的郑州园区。在这里,她的初始工资,扣除饭费和住宿费之后,大约是每月1500元,跟在杭州时一样。

“能离家近一点太好了,”来自郑州附近小麦产地登封县的王小红说,“这样我就能经常回家,吃上妈妈做的烩面了。”

中国私募基金春华资本的创始人、前高盛集团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说,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中国制造业也还拥有其他方面的优势,比如其巨大的国内经济规模、优质的基础设施、临近部件供应商以及成型的物流网络等。

高盛在去年12月11日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去年4月,中国内地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从2010年12月的5.5%上升到了8.7%。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品出口去年全年分别增长了22%和38%,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地区产品出口仅增长了5%。

本月领导人换届后,新总理李克强3月17日表示,要将经济更大程度地交给市场力量,争取从现在一直到2020年保证经济年增幅达到7.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员Mitali Das和Papa N’Diaye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或许还能保持五年以上的时间。目前中国无业和未充分就业劳动适龄人口大约有1.5亿,这些人口可能要到2020至2025年间才能消化殆尽。

但尽管如此,他们表示,由于40岁以下劳动人口的下降速度会快于总体劳动人口的减速,因此他们的预测对于未来的劳动力短缺前景或许有所低估。

“年纪较大的人不愿进工厂,而工厂也不想雇佣他们。”斯坦福大学的Rozelle说。

瑞信集团的陶冬预测,随着中国中部地区的农退工进,到2020年,中国将面临1800万的劳动力短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则表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只能延缓中国比较优势消失的速度。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蔡昉说,剩余劳动力正在逐步消失,中西部地区承受不了更多像富士康这种规模的工厂了。

盖雅工场观点:
中国制造业面临利润与成本的拐点已经到来,延续原有的劳动力管理模式,必然导致在接下来3年的经营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苦恼。

困难1 :招工难

招工难的问题已经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扩展到了整个国家,当一线城市路边的足疗店挂出“招技师保底工资4000元”的招牌时,如何让年轻人愿意去从事制造业,已经让出入招聘市场的HR抓破了头皮。

2012年8月,苏州街边的一个足浴店。

于是发生了过去5年大量内迁的一幕。但是事实上,当企业内迁后,发现并没有解决招工难的问题,同时还造成了供应链复杂化以及管理难度提高等一系列其他问题。

困难2 :管理难

当产业工人开始以90后员工为主时,HR们突然发现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员工了。他们发现有的员工不停的过来问东问西,有的员工和工友一言不和就不告而别甚至不要下周就发得薪水。年轻人们需要去消费,而再也无法像过去的工人们一样进行军事化的生产,有的不愿意加班,而有的一旦发现加班费不够自己的期望马上跳槽到隔壁公司,可能只差50元。如何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与员工的需求进行制度的再设计成了越来越多的HR的新课题。而除了制度的设计,管理实践上的挑战也是一重又一重。

困难3 :规范难

在IDC 2010年的一次“面对挑战,实现卓越制造”调查中,询问了北美,欧洲以及中国的中小制造业过去5年中是否面临到操作的复杂性变化时,只有27.5%的受访者感觉日益复杂,事实上,甚至有35%的受访者觉得更简单了。这件事情在现在已经完全不同,在新的10年里,中国企业再也无法回到那美好的过去了,制造的复杂性正在大量增加,伴随而来的,却是工人的不稳定以及历史上最低的劳动意愿。

2010年,35%的中国企业认为过去5年里业务的复杂度降低了。

于是就发生了前面富士康郑州工厂中的一幕,当日益复杂的要求和日益不愿工作的员工相遇时,员工进行了罢工。如何更好的规范企业的管理模式,规范员工的工作方式,是HR的新问题。

困难4 :盈利难

一张引起争论的图表

这张图在过去的几周内带来的非常多的讨论,暂时我们无法得知这个比例的计算方式,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过去5年来,员工工资要求的上升趋势无法忽视,这一趋势在未来5年内只会变得更为刚性。那么企业的盈利空间在哪里?对于中国的制造业而言,当低成本劳动力离我们而去之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会从哪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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